未来大型险企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提升

他写《国富论》的目的就是要抨击这种不公正的制度，构想一种比较公正的制度。

规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，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范围。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，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，加快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。

同时，结合推进税制改革，按照税种属性和经济效率等基本原则，研究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，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。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，鼓励科技创新。健全预算管理制度，财政管理水平明显提高。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以满足县级基本财力保障需要，实现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为目标，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的基础上，通过建立和完善奖补机制，力争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，十二五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。强化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责任，提高民生支出保障程度。

继续规范预算编制程序，细化预算内容。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，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，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、减免税权，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。地方政府在维稳开支中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别，越是发达地区，经费投入越多。

在社会福利开支方面情况则更为严重，还是这一年，上海只有14.2%的财政收入用于社会福利，而宁夏则达到惊人的91.6%。人均开支则能进一步说明问题。进入专题： 维稳 地方财政 。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在维稳经费开支中，中央与地方之间大概维持三七开的比例，中央承担30%，而地方承担70%。

仅仅就经济而言，为了能让政府运转起来，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去填补因维稳而形成的财政窟窿，长期的财政赤字会极大地驱动政府将压力向社会转移，乱收费、乱摊派将难以避免。为了能与发达地区在社会秩序的维持上旗鼓相当，落后地区只能按照全国统一的稳定标准花大钱、保平安。

如果把社会保障的投入也算作维稳开支的话，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如公检法司的开支一样，发达地区高而落后地区低。基层官员也对此怨声载道，抱怨花费过万进京截访，既违背了维稳的初衷，也偏离了政府工作的方向。这种巧合在政府看来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，而是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不强所致，提升这种能力的有效办法就是，继续花更多的钱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，天价维稳将给当地政府与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，其影响是全方位的

社会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领域《财经》：如此说来,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及持续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，根源究竟在哪？郭树清：首先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长期没有实质性改善。虽然这里的转换效率不无问题，但总体上必须保持基本同步，否则国民经济循环就会成为问题。印度、巴西、东欧和俄罗斯实际上都迫切需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。食品安全、卫生检疫、医疗服务面对着成堆的问题，严峻的挑战。

对中国影响较小，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。当然，最突出的影响是失业率高，美国一度接近10％，但也没有超出上世纪80年代最坏时的情形。

但并不能说我们在技术上、管理上已经取得了国际领先优势。但是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能等同看待。

第二，顺差的实际受益者很可能并非本国的企业和投资者，例如中国的出口一多半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你就沉迷于一石三鸟的构想，提出把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收益划归社会保障体系，究竟是你的意识超前，还是时代在这方面发展过慢？或政策导向、偏好出了问题？郭树清：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。土地制度要开正门，堵旁门。由此可见，中国既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，也是一个主要依赖内需增长的国家。这里面有经济规律，产业就业是跟着城市规模走的，越大的城市越容易找到工作赚钱，说得通俗些，做买卖的人多，捡破烂的地方还多呢。政府做的事很多，如在公共服务方面，国际上也非常肯定。

五年前，甚至三年前，还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优势，城里没工作就可以回农村，国家没有多少负担。同时，土地收益一部分转给社保体系，将农民全部纳入福利计划，也可以使农村人口城市化持续平稳，避免土地用途转变收益被挪为他用，甚至也可避免补偿农民的现金被农民自己挥霍一空。

德国和日本需要从缺乏竞争力的工业生产中退出，新兴经济体正好有条件承接。所以，政府不应该以银行新增贷款的方式解决公共服务问题。

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，我们的工业还集中在低端。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，看似奇怪，实则非常合乎逻辑。

香港上市时，我们这几家银行都减持，也交钱了，但份额很小。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《财经》：全球经济失衡是最近若干年里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，可是人们的理解又千差万别，原因何在？郭树清：你的问题触及到一个许多大经济学家都感到困惑的现象，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已经失却了过去的意义。换言之，我们缺乏符合自然规律、经济规律的规划。不过我以为，这其实并不重要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美英都是金融服务业强国，而货币经济又属于虚拟经济，最容易形成泡沫又难以及早察觉，优势成为隐患。各国央行，包括美联储、欧洲央行都应主动探讨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的实施步骤。

但是城乡户籍不同，往往意味着劳动报酬不同，社会保障条件实质性差异，子女教育条件巨大差别，有无政策性住房福利，以及社会治安、司法保护等等公共服务的不均等。便宜是事实，但和汇率关系不大。

无论如何，这种互补性是促进全球经济或各经济体转型的润滑剂。但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整体欠发达，无论从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，还是从提供的服务看，都是如此。

而在美国，房地产金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，号称最自由主义的美国一直经营着很大的准政府企业，这就是两房（房利美、房地美）再加上十五六家联邦住房贷款银行。《财经》：美国希望传统产业复苏，提出出口五年翻番战略，以降低失业率。发达国家身处危机中心，受到的冲击自然很大，但其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也大。甚至北美、西欧和澳洲也有许多矿山、工厂和农场欢迎中国投资者去增加投入。

第四，综合竞争力越强的国家，从国际金融市场借的钱越多。我们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。

因此，我们既要看到现阶段存在的问题，又要清楚中国自身的特殊优势，要善于将经济效率、社会福利、公平的收入分配、竞争力的增强等目标和原则协调一致，有时甚至是相互妥协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始终与中国改革同命运、共思考，从未停止探索。

虽然这些不平等受到了一些企业的欢迎，但总体上看并不划算。它们金融过度发达，中国是严重欠发达。